邱兴隆出生于湖南湘潭农民家庭，1979年考入西南政法学院法律系，1982年考上西南政法学院刑法专业研究生。1987年考入中国人民法学院刑法专业攻读博士，师从我国刑法学界之泰斗——高铭暄教授。
邱兴隆在考取刑法博士后，学术天赋崭露头角之时，突然放弃学业，下海经商。不久因错误受到刑事指控，被投进监狱。
邱兴隆对刑罚学有深入研究，本科期间便与张卫平合作写出了探讨费尔巴哈刑罚思想的论文。后又与当时在中国政法大学就职的许章润先生合作写出文革后我国第一部刑罚学专著。极其“难得”的是，邱不仅有理论，也亲自实践和感知了“刑罚”的滋味。有人说过说过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亲口尝一尝。
由于系错误追究，邱被释放，然后颠沛流离，四方飘泊，最终又被错误追究，再度入狱，但在狱中并未消极待毙，反而振作起来，重新研究刑法和刑罚理论，在狱中铸就“刑法理性三部曲”，以及描写狱中心绪的“黑字”系列自传体小说。
平反昭雪后，邱再次申请刑法博士学位，遂以优秀论文夺得博士学位桂冠，并成为西南政法大学刑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后又成为湘潭大学法学院院长，省人大常委，2004年被评为第四届“十大中青年法学家”，但最近又风云突变（2004年底）,毅然决然辞去法学院院长职务，变为一名律师。
邱现任湖南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湖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醒龙律师事务所名誉主任。
邱兴隆博士如此曲折、磨难之经历，可谓“最具传奇色彩”和“最具磨难”。
我算是邱进入“西南政法”后，他第一批认识的人。在开学典礼中我们并肩而坐。记得“西政”没有正式的礼堂，开学典礼只能在临时搭建的棚子里举行。礼堂里也没有凳子，只能自带。这个临时搭建的棚子也成了我们上大课的大教室。
这样的场景有点像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或延安抗日大学。“我叫邱兴隆，湖南人，考分354分（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这个分数）。”因为只考五科，这样的成绩就已经不错了。我现在已记不得我们谈了什么，但邱却给我留下一些印象，虽然谈不上深刻——性子有些急。
邱兴隆博士在颇有发展势头之时，却毅然下海，未听众人苦口婆心之劝告。吃饭睡觉均不规律，饭盒当烟缸，白天与黑夜颠倒。不念“西政”“收留”之情，毅然“叛逃”他校，全然不顾田校长之感受；以“重金”拉走“西政”学术“干将”数人，导致“西政”人材“地震”。
在成为法学院院长之后，又毅然辞去，干上讼师行当。刚被授予“十大青年法学家”称号，又突然翻身下海，将法学家“指标”“浪费”。正当世人遗憾之时，未写就几篇讼词，便又重返讲台，“浪子回头”成某名牌大学教授。总之，来回折腾，特立独行之个性彰显。
上大学期间，我由于住在三班的寝室，邱是三班学生，因此与邱仍然保持着较密切的联系。我还曾给他们班做过一次期末考试辅导。邱有一种湖南人特有的执着精神，骨子里有一种好斗的狠劲儿。这种劲头一旦用在学习上，也是十分可怕的。
我经常见到他端着饭盒的手上还夹着写有英语单词的卡片，吃一口饭，咕噜一个英语单词，估计发言不会准。这样的精神也必然把他推到更高的阶段。我们在研究生阶段又汇合了。
进入研究生阶段，邱变得更加醉心于刑法的学习和研究，开始尝试并不断地将自己的观点和想法变为铅字。对于铅字，邱有一种狂热的爱恋，邱是我们研究生中最早在杂志上发表学术文章的人。邱与许多青年人一样急于要在学术界崭露头角。
他的作法与众不同，每发表一篇文章，他就将杂志寄给那些本专业的学术权威们。而我那时还舍不得花几个钱多买几本杂志寄给老前辈。经济学的原理告诉我们，有投入一定有回报。长此以往，相信邱已经在刑法学界老前辈们的头脑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邱有一种执着。他曾经在研究生快毕业时就曾发狠式地说过，我一定要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文章。果然，邱到人民大学读博士生后不久就与周振想博士合作，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了文章。在当时，《中国社会科学》就已经被视为展现学术研究成果的圣坛，学者们均以能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文章为荣。
邱的行为没有什么规则，生活也很随便，无拘无束，似乎一辈子只作一件事，在研究生期间就是写东西。我们那时的研究生大都是在写作中学习，而不是在听课中学习，边写边学习，是在用中学，而不是学中用。我当时是研究生党支部书记，党支部书记当然要管发展新党员，要“吐故纳新”。至今为止（也将是我一生中），我仅介绍了一个人入党，这个人就是邱兴隆，就是他，最终还是离开了党组织。
关于邱兴隆入党的问题，在党员会中很有争议（有的同学看得很准），因为他的言谈举止不是那样“规矩”，常有些“不正经”的言说，因而就有了不同意见。我的理由是，邱是个努力刻苦学习的同学，生活小节有些不注意，但不是主流，那时的人特别强调主流与非主流、本质与非本质。
我估计他那时入党主要还是从一种虚荣心出发，并非作为一种资本，来对待加入党组织这一实际上极其严肃的问题。在几次磨难中，他就已经远离了组织。至今我也不清楚他是否恢复了组织关系。
对邱的评价因人而异，差别很大，很有争议。陈兴良教授作为我国知名的刑法学者，又是邱的师兄、同行，对邱的评价相当高，曾撰文专门评价过邱兴隆。我的师兄顾培东先生，也是一位天才式的人物，读法学，但获得了经济学教授的头衔，他对邱的评价也相当高：“邱仔”（邱穿牛仔裤更有“仔”的味道）具有相当大的学术潜力，将来是一个很有建树的学者。
顾培东先生要夸奖一个人比中国足球队打败韩国队还要难，很少能够从顾的嘴里听到对一个人的好评，尤其是对同行的高评。邱在出狱后一时面临着生活上的困难，顾二话没说给予了有力的资助。但也有人对邱持不同意见，对他颇有微词。当然即使持有微词的人对其学术研究能力也不予怀疑，只是对他的行为方式不予认同。邱是不是有点像著名明史学家美籍华人黄仁宇？我不知道，感觉有些同类。
邱是那种颇有个性的人。他的个性集中体现在坚持自己的想法，别人的立场和观念不予考虑，做事果断而不计后果。从他在相当的一段时间里披着齐肩长发，就可以看出他与众不同的个性。美术学院这样的老师倒是不少，法学界仅他一人。不少人对这一头披肩长发提出异议，但他依然我行我素。从背影看邱像是站在舞台上歇斯底里的电吉他手。
尤其是他消瘦的身材，略有一些弯曲的站姿。邱是否就是法学界的一名“摇滚歌手”呢？我感觉他有些像崔健，用红布蒙着双眼，弹唱着“红旗下的蛋”或者“一无所有”。
邱虽不算英俊，但他的这种个性往往更容易刺激女孩子。我记得在研究生期间，一位女性可能是因为邱的拒绝而喝下了一瓶白酒，最后被送到了医院。邱后来知道了此事，我不知邱的真实反应是什么，据说令人意外。
邱离开“西政”一事令我很吃惊，因为邱与我离开“西政”的情形有所不同。尽管我也是出走“西政”之人，并且是在得到好处以后（至少有相当一部分人是这样认为的）。据说邱出狱后希望回到母校，时任西南政法大学校长的田平安十分康慨地接纳了他，并且将其直接破格晋升为教授（邱当时甚至连讲师都不是）。
但没有两、三年，邱还是以学校环境不合适为由执意要离开“西政”。我理解他在“西政”的环境，但他完全不考虑校领导的感受，是我有些不能理解的。如果是我，我是很难做到的。但邱有自己的想法，他有他的道理，别人总是无法理解。
邱是我国最早积极主张废除死刑的学者之一。在刑法学方面，邱是相当自信的，因为他有亲身实践的独一无二的资本在身。在论及刑罚方面，恐怕没有谁比他更有发言权，他的杀手锏是：“你们做过牢吗？”正当邱在学术研究不断拓展之时（据我所知他已经准备去美国学习），突然又传出邱辞去湘大法学院院长，弃学做律师的消息。
开始也很吃惊，但想想这就是邱兴隆，一个无拘无束的人，一个永远的怪人。在他身上，什么“人间奇迹”都可能发生。应当承认邱是一个有“争议”且“争议”很大的人物。
